在浙江大学，无论是白发苍苍的教授还是年纪尚轻的学生，无论是初入求是园的新生，还是就读多年的老生，每个人都对“西迁”这个词耳熟能详。文军长征这段让人无法忘怀的历史是浙江大学校史上光辉的一笔，其中所表现出的不怕艰难、永不放弃、矢志报国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求是魂”早已永驻每个浙大人心中。

　　1937年，国立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500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浙大师生的到来为相对偏僻落后的黔北山城带来了爱国的热情和科学的曙光。这一时期，浙大师生爱国活动蓬勃发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组织进步社团，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浙大日报》也在这时创立，为后方提供最新的战况讯息，传递抗日理念，成为当时各地妇孺皆知、家家争相传阅的抗战宣传品。历史证明，文军西迁的壮举，不仅使得浙大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住了“大学文脉”，而且通过西迁办学，将救国报国的真理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在西迁途中，竺可桢、苏步青等知名教授亲自带队，抓好教育教学活动。竺可桢校长在国内首先创立了导师制度，对学生的成长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尽管条件非常艰苦，师生们还是努力克服困难，用水运的方法带去了很多实验和科研用具，在奔波的路途上依然不忘勤奋钻研。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治学风气浓厚，教师关心学生，学生积极进步。李政道先生在回忆湄潭时期的学习经历时，曾提到正是因为王淦昌、束星北两位老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他走上物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当时的教师队伍中，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先生就是一名杰出的代表。费巩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担任训导长，他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爱戴。他申言“担任训导长不是做警察局长和侦探长，而是要做学生的顾问、学生的保姆”。他就职后积极推行导师制，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积极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为了解决学生自修照明困难，费巩先生用自己的薪水制作植物油灯800多盏分送给学生，学生誉称之为“费巩灯”。此外，在湄潭办学期间，浙大师生充分贯彻落实了竺可桢老校长提出的“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理念，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泰和办学时，泰和江水经常泛滥，竺校长亲自担任堤工委员会主席，土方、涵洞、水闸等15华里长的堤坝全部如期完成，当地百姓争相传颂；抗战时期，杭州已经沦陷，文澜阁内的《四库全书》随时有被日军掠走的可能，浙江大学师生协助政府将139箱古书运出杭城，送达贵州地母洞，珍贵古籍终得以妥善保管。即使在日后重回杭州后，浙大也没有断掉和这些地方的联系，地方合作、社会实践、支教调研等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岁月已变迁，精神永流传。文军长征中形成的求是精神是浙江大学的宝贵财富。在数十载风雨过后，“求是创新”已被每一位浙大学子谨记。“求是”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魄力。《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关于“求是”校训内涵，竺校长把它阐释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1939年2月，竺校长在对一年级新生作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说：“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of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成天待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的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从求是书院创办时提倡的“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到竺校长主持确立“求是”校训，一脉相承的求是精神贯穿在浙江大学113年的办学史中，成为学校文化精神的灵魂所在。正是由于竺校长等老一辈求是人的执着和奉献，一直保持了学校较高的办学质量，保持了求真务实的优良校风，得以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背景的优秀人才，使“东方剑桥”的根基更深远、更坚实。毫无疑问，重新找寻和阐释“求是精神”，对完善当前教育教学工作，促进优良学风、教风形成，增强求是精神陶冶，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感怀西迁史，我们有太多感动；追寻求是魂，我们有太多感慨。历史带走了很多遗憾，也留下了很多财富。令求是精魂永驻，不仅要用智慧和汗水，更要用莘莘学子的赤诚之心。我们是承担“建设”与“复兴”使命的一代，为了更坚实更广阔的未来，让我们带着理想的翅膀再重走一次西迁路，踏出一条不懈追求真理的足迹。（何佳玮 毛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