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张友谦，山东海阳人，1926年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幼年起即十分喜欢读书，成绩非常优异，后到八路军设立的速成中学学习。1943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胶东对日伪作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多次荣立战功。随部队一路南下至福建后，一直在福州军区工作，先后担任文书、指导员、干事、副政委、政委等重要职务。1976年转业至山东省胶州市农委，后调任至林业局工作。1986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2006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
【采访时间】2011年2月8日（调研人员：杨洪基）
图注：张友谦的老乡杨洪基向笔者讲述张友谦老人的故事
张友谦老人走了已有五载。记忆中的他，永远矍铄爽朗，一双铁脚走四方。接到这次寒假调研任务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他。因为在我心里，他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他的身上尽显了老一辈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民族使命感和“凛然不可欺”的铮铮傲气。
时值新春，我来到了老人家中，通过采访他的战友和阅读他留下的回忆录进一步了解了老人的生平经历和精神世界。
学海无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老人出生在山东海阳的一个贫农家庭。作为家中的老三，原本是没有机会上学的，但是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对于哥哥的课本总是爱不释手。
也许命运总是青睐那些有心的人吧。“当时他叔叔在海阳县城做账
读书时，家里没有钱买灯油，但是白天放学后要帮家里干活，晚上才能背书，条件极为艰苦。老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村子里有些人家会扔掉用不完的小半截香，我就拾回来，晚上点着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背完书再睡觉。第二天往学堂走的路上再背一遍。这样，早上老师检查的时候就能背得出来了。别的小朋友背不过都是要打手心的。”
少时的勤学苦读，让老人能写得一手好文章，颇受领导赏识。于是，自参军起他就一直负责文书、宣传组织或政治思想工作，接触着最先进的思想，并在此过程中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完善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海阳一路南下，老人的一生中参加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役，但要谈到印象最深的，恐怕非济南战役莫属了。
“最难忘的是济南战役，当时我们和国民党争夺济南城，战斗非常激烈，前线战士都打光了，我对秘书处的同志们说‘走，我们上！’我们十几个人就冲了上去，发现一座屋子里有大概一个连的兵力。敌众我寡，怎么办？当时我灵机一动，佯装吩咐道‘一连，左面包抄！二连，右面包抄！三连……’还没喊完里面的国民党就慌了，嚷嚷着‘投降，投降，我们投降！’接着只听噼里啪啦，一大堆人就高举着手出来了。”读到这里，杨洪基老人笑着解释：“估计当时国民党也是打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了，自觉‘大势已去’，再听说遭遇了我军主力，就信以为真，直接放弃抵抗了。”老人由此受到了军队的嘉奖，并将这次不战而胜归功于“读书百卷”，笑言“书中自有计如神”。即使在晚年，他也坚持每天阅读《读报参考》等杂志报刊，掌握国家发展建设的新思想、新动态。
老人的一生与书结缘，也正是因为读书，让他站在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拥有了深刻、独立而又先进的思想认识，为他今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民为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福建金门驻扎后，老人在政治部开始负责宣传工作。
“我们的政策是双日不打单日打，在炮击过程中，政治宣传高音喇叭震耳，使我前线连队干部战士思想上也受到影响，有这样那样的反映。”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认为很有必要把前线对敌斗争情况写一个调查报告上报军区。“为此，我曾三次下岛去反复调查，深入了解，尽量把此调查材料真实地、详细地、全面地写好。”但是，这却使他的报告略显冗长，甚至被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说是“老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连看也没看。好在老人的报告在被送到宣传部后，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赏识，并在仅供军区首长阅览的《情况简报》上摘要刊登，作为重要资料存档。后来，在贺龙元帅到福建视察时，老人的材料成为了军区首长向贺师长汇报的依据，随后又由军区首长在福建省扩大会议上作了军区报告。老人敢为人先、求是求实的精神也得到了领导们的大力表扬，成为全军区学习的榜样。
在福建辗转工作几十年，老人虽然成为了军区干部，但是却始终不改一颗淳朴善良、以民为先的心，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从参军开始，工作上一贯积极，生活上艰苦朴素，同志们夸我是知识分子工农化。” 杨洪基老人说，老人每次外出开会学习，都不接受宴请，而是到食堂就餐。老人到福州军区开会时，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首长打算派直升飞机送他回家，也被他拒绝了。他总是说：“我都没有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怎么能占百姓的便宜呢？” 后来，在建设兵团工作时，由于煤矿经常出事故，他甚至亲自下井，到挖煤的最前线与工人一起劳动，仔细研究矿难贫发的原因，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他的一只妙笔虽没有如鲁迅先生那般成为“刺穿黑暗向黎明”的利剑，但却成为了“忧天下之所忧”的一鼓强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文弱书生也能顶起民族的脊梁！
三退会场：铮铮傲骨，宁折不弯
其实，张友谦老人本来也许会有更高的位置，更大的权力，但是他却宁肯舍弃这一切，只求捍卫内心的真理与正义。一生中，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三次退出会场的经历。
第一次是1948年的三查（思想、工作、阶级）三想（思想、作风、组织），张友谦老人概不接受错误的“富农”称号，一气之下离开了会场。后来有传言说不让他当干部了，转当卫生员。老人说“叫我到哪里都是干革命，不是让我抬担架吗？抬担架也是干革命。”
第二次是他从第一政治学校学习结业回到福州，当时部队开展文化学习，由老人具体负责，担任考试委员会副主任。考卷由福州军区发来，必须当场开卷，但是团政委硬是要提前开卷让干部们先学习试题。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有违上级指示，搞弄虚作假。”在召开党委会时，老人提出反对，但是领导却说“错了由我负责”，并禁止老人打电话向军区汇报。老人就第二次退出了会场。老人说：“我这个人不想当官，不会奉承领导，看到不对的事我就反对，我思想上做好了一切准备，叫我复员也可以，叫我在部队不当干部也可以，还能当一辈子官吗？”
最后一次就是在军区特地为老人召开的转业动员会上。老人坚持要复员回家当农民，他觉得自己“对地方工作是外行，无法胜任相关工作”。但是领导却说复员是埋没了人才，坚持让他转业到地方。就此争论无果之后，自然又是老人退出了会场。事后，老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对复员的正确认识》，批评相关领导的错误认识，后被刊登在部队杂志上在军区推广。
三次退出会场的举动也许是老人一时冲动率性而为，但是对此，他却无怨无悔。他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我是说心里话、提真意见，我没有错！”
【采访札记】
听着杨洪基老人的悉心讲述，在温暖的午后静静翻阅着记载着老人一生经历的回忆录，泛黄的纸页隐隐透露着悠远的气息，让我的思绪也随之轻轻地飞扬。
老人在回忆录的末页曾这样写道：“出发点好，方法有错，对抗领导，罪有应得。”
看到这里的一瞬，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在炮火连天中没有屈服，在批判斗争中没有屈服，在艰难困苦中没有屈服，但是，在众人俗昧的言辞中，在浊世鄙薄的目光中，他也不得不苦笑着认错了么？
不，他没有！这样一位老人，战斗一辈子，耿直一辈子，留在他最后的回忆中的不是丰功伟绩，而是那些“顶撞领导”的斑斑“劣迹”，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些并不可耻，相反，它们都充分的见证了他“平凡而磊落”的一生。
也许他就像拿着笔杆子的李云龙：战争年代，头可断，血可流，就算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是一支笔、一声吼，都能骇得敌人落荒而逃；和平时光，岁月静好，少了保家卫国的血性率性，多了规则制度的限制约束，难免在现实中冲撞得头破血流，再璀璨的光芒也难免随沧海桑田的更替而渐渐黯淡。
因此有人说，这是一个注定缺少英雄的时代，因为英雄注定孤单，嘻哈的小丑才有最欢乐的笑颜。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票子、房子、位子、车子，再硬的骨头也抵不住时光的侵蚀，再鲜活的心也在苟且偷生的卑微愿望中僵硬麻木。当圆滑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当妥协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本能，走上小康之路的我们，是否弄丢了我们最纯净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
但是我却觉得，黯淡了光芒的星也永远胜过躲藏在草丛中的石，至少，它曾经灿烂过，辉煌过，整个天空都曾因它而明亮。所以孤单的英雄，永远不觉孤独。他没有小丑那份浸入骨子里的悲凉辛酸，因为，小丑早已忘了自己原来的那张脸，而他，即使死了，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间。
回忆录的扉页上，老人用红笔书写着几个大字：广阔世界，谁能无过，无怨无悔，理得心安。
愿我们和老人一样，行走百年，也能抚着良心，说一句“无怨无悔，理得心安” ！
（文 / 张杨，图 / 杨永慧）
